他们可能通晓勾股测量，能协助清丈田亩、规划水利；熟稔律例条文，能公正断案、草拟章程；了解海外大势，能参与外交谈判、管理海关；略知机械原理，能督导匠作、改进工具。

尽管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或许不如前辈“醇正”，但他们的实务能力、开阔眼界 和进取精神，正是“启明”时代治理庞大帝国、应对内外挑战所急需的。

第四，是新学与西学的有限融合。

在“格致”的旗帜下，来自西洋的数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火器、医学 知识，被有选择地吸收进新学体系。

徐光启提出的“欲求超胜，必先会通”思想，成为处理中西学问关系的准则。

新学士们不再盲目排外，而是以实用 为标准，评判西学的价值。

算学中的欧几里得几何、天文中的日心说、地理中的世界地图、军事中的燧发枪原理，逐渐被知识阶层所了解甚至接受。

当然，这种吸收是审慎的，以不触及“华夷之辨”根本和儒家伦理底线为前提。

新学取士才，实效显于政。

改革后的首批新科进士，于启明二十七年金榜题名。

这批“新学士”被分发至各部院、地方州县历练，很快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活力。

分发至户部 的新进士，能运用新式记账法理清账目，参与制定更合理的商税方案。

在工部 任职者，能看懂简单的工程图纸，协助督办河工、城防、官道建设，效率提高。

派往刑部、大理寺 的，能更准确地引用律条，处理积案，减少冤狱。